赢咖6娱乐平台注册|《胶东文学》2023年第1期｜詹谷丰：守护

1

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文学家博尔赫斯说：“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无数读者在博尔赫斯的描述中感受到了图书和图书馆的魅力，却极少有人看到图书馆建造者和守护者的身影。

王献唐以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出现在日军侵华战火中的时候，历史，就已经注定了他图书守护人的职责和使命。

作为一个称职的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无疑是个爱书之人。书籍用纸张、文字的形式传承知识文化的独特功能，让许多人膜拜成为读者，成为它终生的爱好之人。在汗牛充栋的书籍面前，王献唐超越了所有的爱书之人，成为书籍的守护人。

和平时代的书籍，安静整齐地立于书架之上，供人欣赏检阅，而呈现在王献唐面前的书籍，则是在兵荒马乱和枪林弹雨的非常时期。当书斋里的文人以悠然自得的闲情徜徉书海的时候，王献唐却要用生和死两个残酷的汉字来面对书山。

1937年9月，侵华日军的战火烧到山东济南的时候，王献唐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描画新的图画——他的胸中，装着一幅用图书文物嘉惠士林、传之后人的宏伟蓝图。王献唐担任馆长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被北平图书馆王重民、藏书大家傅增湘等人盛赞：“山左文献，尽罗胸中。近年来保存文献，以贵省为最努力，成绩亦为最著。”“贵省图书馆得先生经营，收藏之宏富，建筑之良善，驾苏、浙而上，在省立图书馆中，屈一指矣！”1931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参观山东省立图书馆之后，将感慨写在日记中：“闻王馆长主持此馆二年，搜罗昔人著作底稿已近百种。近为海源阁藏书事，奔走各方，至为劳碌。室中所悬书画，亦多新搜得之乡先达作品。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之后，此馆必将巍然为北方文化重镇矣。”耀世

文献中这些评价发生的时候，日军的飞机正在济南上空投弹，人类家园，血肉横飞，变为一片焦土。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占领黄河北岸之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下令南撤宁阳。

“撤退”两个汉字，在省政府官员那里，可能只是一些金银细软和几辆汽车，而在王献唐这里，却是一省图书之大成和文物之精华。

山东省立图书馆，是一省文化的“泰山”，没有人可以在燃烧的战火中和仓促的时间里搬走，只能化整为零，转移精华。

王献唐向省教育厅呈交了转移物品的清单，在南迁的三批物品中，有金石类的金石、陶瓷、玉器、甲骨，有书籍类的经、史、子、集、丛，有书画类的书、画、金石拓本和汉魏石经残石拓本等。

在呈报搬迁经费时，王献唐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力——韩复榘在呈文上批下两个冰冷的大字“不理”。耀世

在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不理”两个字，就是最终的判决。作为一省之长的韩复榘，对此没有任何解释，王献唐也没有提出异议的时间和改变判决的希望。八十多年之后，我在文献中找到了韩复榘拒绝王献唐的原因。

呈文的几个月前，王献唐收到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寄来的韩复榘写的文章《方舆考证序》，请他校改。王献唐不移书生本色，直言其弊：“接张秘书长函，附《方舆考证序》，内有数处与事实不符，颇遗笑柄，检原书勘之，殆粗疏误读，从而着笔也。”

这段公案，韩复榘闭口不谈，王献唐也没有公开的打算。著名学者黄裳，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南京的报纸上发表《访“钵山精舍”》一文，披露了此事：追述一件已经为图书馆界熟悉了的故事。山东陷敌时，济南的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作了呈文给韩复榘要求派车，韩在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不理”。

“不理”，两个普通至极的汉字隐藏了韩复榘隐秘的报复心理。三个月之后，蒋介石以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在河南开封诱捕韩复榘，并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等十多条罪名迅速将之处死。

2

图书馆的一切收藏，都是王献唐的“命”。

王献唐的护书，从韩复榘的“不理”之前就已经开始，从全民族抗战爆发就着手准备。战争的残酷和持久，都在王献唐的考虑之中。为了行动方便和减轻负担，王献唐将家眷送回日照老家——相对于省城济南来说，位于海边的日照似可避难。在得到故宫博物院同意，可以将馆藏善本和重要文物转运南京保存之后，王献唐便着手装箱。编藏部主任屈万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倭人犯顺，华北阽危。时予执役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嘱余选馆藏图书文物精品，准备搬迁。耀世

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王献唐的文字也没有遗忘：至藏书楼各处巡视一周。今日开始打金石古物箱，先以金石文物展览室起。招祥农、亮宾、翼鹏诸人商决一切。下午在家整理书画，打箱至五时，甲箱蒇事。

屈万里和王献唐的文字，平白朴实，不带情感褒贬，后人难以从这些冷静的汉字中，体会出主人的心绪波澜。而在王献唐的眼中，济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世界一片恐慌，逃命，是所有人在战火来临时的本能和唯一选择。王献唐在《五灯精舍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见闻和心情：今日过街市，见各肆已多半上门，闻店伙亦多回家。居民逃避，几十室九空，街市冷静极矣。来馆看书者亦复如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省政府主席的“不理”，丝毫没有动摇王献唐保护书籍文物的决心。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也会有人对文化怀有敬畏，视图书文物如生命。王献唐的护书，就得到了一些此类人的支持和帮助。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找到了那些人的名字：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济南市财政局局长邢蓝田，山东医专及附属医院院长尹莘农，济南书商彭辑五……耀世

书籍、文物装箱完毕，王献唐却临时改变了它们的运输方向。王献唐将那个指向南京的箭头，转向了本省的曲阜。王献唐的决定，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审时度势。事实证明，王献唐的判断，是书籍和文物的“福音”。那个时候的南京，已经不再是书籍和文物的安全之地，故宫博物院也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放弃南京，将湖南长沙当成国宝的避难之所。

离济南不到二百公里的曲阜，之所以能够成为王献唐转移书籍文物的首选之地，是因为孔德成。在致屈万里的信中，王献唐认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曲阜奉祀官府较为妥当，“遍观省内各地，无如此间妥者，既有人帮忙，又有特殊之力量无形保护，过此则遍地荆棘矣”。王献唐在此隐去了帮忙者的姓名，但屈万里心明如镜，这个帮忙者就是孔德成。

孔德成与首批珍贵图书和文物精品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37年10月15日。当屈万里和工友李义贵冒着日军轰炸津浦路的危险，将十巨箱馆藏精品运至兖州，又辗转运至曲阜奉祀官府时，孔德成提供了帮助并作出周到安排。八十多年之后，我在屈万里的《载书播迁记》中，见到了这位功臣：乃晋谒奉祀官孔达生德成先生，接洽房舍，当承慨许。孔公年甫十九，温温儒雅，而应事明决，望而知为非常才也。耀世

至此，王献唐视为生命的馆藏图书文物精品，在孔德成的奉祀官府里松了一口气。但是，曲阜也并非它们最终的安身之地，它们的命运还在战火中风雨飘摇。

战火蔓延，局势危急，孔德成在国民政府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曲阜。王献唐和屈万里等人商定，将十巨箱物品精选其半，运至四川避难，余者仍然存放于奉祀官府。

文献中记载的“巨箱”，在不知道尺寸、体积和重量的情况下，我只能想象它的形状和外表，无法透视它的内容和材料。幸好，李勇慧女士的《一代传人王献唐》透露了一个细节：王献唐留在奉祀官府的文物，合计26箱。而这26箱馆藏图书文物精品，只是十大箱分解之后的一半。

战争年代，亲人永别，骨肉分离，那些有着永恒生命力却沉默不语的图书文物也承受着人类的痛苦。在十巨箱馆藏图书文物精品手足一般分离之时，在王献唐和孔德成泪眼相看之时，我突然想起一个令人心灵疼痛的词：托孤。

最早接触“托孤”这个词，源于《三国志》刘备在白帝城病危之时，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那段悲凄哀婉的描述，至今还留在我的脑子里：章武三年（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耀世

王献唐化身刘备，将悲壮的托孤现场移到了曲阜，而孔德成则成了诸葛亮。只不过，托孤的对象变成了珍贵的古籍文物。

八十多年之后，我们已经看不到托孤的现场，只能通过王献唐的三儿媳安可荇女士，回到那个遥远的现场。面对26箱图书文物的命运，王献唐想到了“骨肉分离”这个痛入骨髓的成语。隔着遥远的时光，我能在纸页上想象王献唐眼里饱含的泪水。王献唐与孔德成两个男人，达成了托孤的君子承诺：国若亡，存留的古籍文物，全归奉祀官所有；若光复，则归还山东馆。这是两个男人悲壮的君子协定，两个互相信任的人，都知道这几句话的分量。一诺千金，就是他们心中的“泰山”。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王献唐和孔德成的悬念揭晓。漫长的全面抗战，并没有波及这批以托孤形式存放在曲阜奉祀官府的书籍文物。安然无恙，是皆大欢喜的结果。扮演托孤主角的两人，齐心协力，配合国民政府，将这批幸存于战火中的珍贵文物，运到了南京。

3

地处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并非军事目标，然而，侵华日军用了炮击和焚烧的手段，将南开大学的建筑尽数摧毁，将南开大学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贵资料全部焚毁。耀世

王献唐虽然不是日军轰炸摧毁南开大学的见证者，但是他看穿了日本“侵华灭其国必先灭其文化”的狼子野心。他深信，保存文化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的根脉。

馆藏图书和文物，被王献唐视为性命。对于护书，他功绩甚伟。其贡献，远非文字可以记载。后来的研究者，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守望人”的语词予以高度评价。他博学多才，承乾嘉朴学余绪，于文字、音韵、训诂、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诗词、书画、篆刻等多方面均有造诣，“总括其一生，堪称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一国学大师”，被誉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

这样盖棺论定的评价，是许多人无法达到的高度。我是一个山左之外的写作者，当我在日照大地上走过，当我用许多个日夜读完那些砖头一般厚重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找到一个华而不实的谀辞。王献唐的一生，无愧于这些荣誉。

王献唐与书的缘分，始于他渊源的家学。王献唐的父亲王廷霖，自幼好读古书，嗜金石成癖。为了购买古玉器和彝器不惜卖地，晨夕钩稽，家道日落而不顾。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潜移默化。王献唐的名字，寄托了父亲的追求和理想。据赵俪生先生考证，王献唐先生原名王琯，字献唐，是用了西域人将玉献给唐朝的典故。耀世

私塾，是一个失传了的名词，私塾教育，更是今人陌生的内容。私塾教育，是王献唐书缘的开始。绘画、书法和经典文献，为王献唐指引了一条通向图书馆的道路。私塾之后，是青岛礼贤书院。礼贤书院毕业之后，王献唐考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这些经历，为他日后从事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王献唐上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时间，是1929年8月。

“上任”这个词，以简单的笔画，掩盖了历史的艰难和困境。后来的研究者，用“受命于危难之际”描述了王献唐的“上任”。王献唐就任的时候，创建于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的山东省立图书馆，于1929年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非切实整顿改良办法不可”，王献唐临危受命。当时时局动乱，齐鲁大地满目疮痍，教育经费拖欠无期。“五三”惨案中，图书馆遭日军炮袭，“附设博物馆楼柱，洞贯巨孔如碗，馆舍于劫火之余，多年失修，塌毁渗漏亦十分严重，一时纷乱凄怆，不可名状”。

由于时间久远，后人已经无法知道王献唐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时的心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在1929年8月的山东省立图书馆面前，他肯定没有看到博尔赫斯所谓的“天堂的美好”。耀世

在困难面前，王献唐是个不为自己留退路的勇士。重建图书馆，足以证明王献唐就是最好的能工巧匠。九十多年过去，我已经看不见王献唐手中的砖刀和水平尺，也看不见他额头上的汗水，只看到后人的简洁记录：王献唐到任后，即着手制订工作计划和组织规则，何氏（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同时对图书馆藏书和馆舍进行整理和扩充。分类庋排旧有图书，编订《全馆书籍总目》，编撰《善本书志》，选编《出借书目》，修理全馆房屋，添购图书及各项用具，添设藏书库、阅览室及展览室，向社会免费开放……经过一番努力，1930年1月1日，图书馆以崭新面貌对外开放，读者“百倍增加”。

战争，是天堂的摧毁者，是地狱的制造者。王献唐一生中遭遇的多灾多难，并非个人的颠沛流离，而是图书馆的大难临头。王献唐在他的《守书日记》中，用恐怖的词语，记录了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带来的地狱噩梦：“晋军入济，政局突变。炮火喧天，日夜轰击，门窗震震摇动，各机关人员逃匿一空，求死弗暇。”

炮火，对手无寸铁的书生来说，就是恐怖的灾难，王献唐用“烽火余生，万念灰烬”描述自己的心情。面对省政府机关人员迁移青岛的风声鹤唳，王献唐却没有想过“撤退”“转移”这些属于人性本能的行为动作。耀世

衣服和皮肉包裹的内心世界里，是别人无法窥视的秘密。王献唐内心的波澜，由他自己记录在纸上：省政府移青，晋军入济矣。是时风声鹤唳，本馆为全省图书总汇，又多贵重物品，奸人窥觎，危机四伏。设余亦随同赴青，无人负责，于变乱纷扰之时，一有疏虞，又何以对山东民众？再四筹思，乃决意留馆，力之所及，决为山东全省保护此一线书脉。更与同人相约：凡欲避免危险，离济他去者，请便！欲与余在此护守图书者，亦请便！结果，同人皆同声愿留。余更一步以当时经济状况宣示同人，凡欲留馆者，任何人暂时不能支薪，同人亦无异词。继召全体工友，复申前意，工友皆请愿不受工资，与余共此甘苦。

王献唐用了一个假设，铺设了一条避难、撤离的阳关大道，然而在图书馆的同人面前，那条安全的道路被所有人设置了栏杆，无人通行。

王献唐的这段自语，我相信是他面对图书馆所有同人时的表白，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激励他人，只有如此情感，才能打动人心。“余以忝长省立图书馆，负有保守图书之责，一旦随他而去，则损失毁坏乃意中事耳。职责所系，将何以对桑梓父老！况半年来劳精敝神之所鸠聚，为吾身命所托者哉！乃自率馆中同仁监守图书，效死弗去！”耀世

历史的粗疏，为后人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翻遍手头所有文献，我也没有找到那些舍生就死与王献唐一同守护图书者的名字。在山东省立图书馆最困难的时刻，王献唐做了他们的代表。

4

王献唐用一个“死”字，将图书与自己的生命牢牢焊接在一起。这个在王献唐日记和书信中多次出现过的汉字，是人生的忌讳，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凶词。让一个不吉利的凶词陪伴为伍，我在文献中看到王献唐的决绝和义无反顾。

“死”这个汉字，从一开始就露出狰狞的牙齿。屈万里和李义贵押运十箱文物文献，乘坐省立医院的专车前往曲阜的时候，就看见了死神的影子。汽车夜行，第二天早晨到达吴村车站，空袭警报大作，汽车赶紧退出车站。幸好敌机炸弹，全都落入田间。汽车抵达滋阳（今兖州）之后，却找不到转运曲阜的车辆，天色已暗，只能在站台苦熬，等待天明。第二天一早，留下李义贵看守，屈万里去找彭辑五求援。危险又一次来临的情景，被屈万里记录在《载书播迁记》中：

俄闻巨响震天，窗纸欲裂，便见敌机三架，自西北飞来，掠曲阜旁空而去。曲人以经验度之，咸谓被炸者非滋阳即姚村，而声响近南，殆属滋阳。予闻其言，心胆欲碎。窃思所炸果属滋阳，则此十箱者必成灰烬，则避难而难适及，予将何以对献唐先生嘱托之重与吾鲁文化界属望之殷？殆碎吾身不足以为殉也。耀世

在此后一个星期内，又有31箱馆藏文物先后分三批运至曲阜。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王献唐或办理车皮，或联系汽车装运，就连汽油价格、运输费用等，无不亲自操持。由于时间紧迫，文物押运到曲阜之后，王献唐又立即返回济南，这些来去往返、晨昏颠倒的辛苦，透支了王献唐的体力和精力。幸好，那个时候的王献唐正值壮年，无惧辛劳与危险。

战火蔓延，烧灼了城市的眉毛。1937年12月27日，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5箱文物，搭乘第十重伤医院的专车，告别曲阜。当王献唐最后回望济南的时候，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省会，泉城宣告陷落，王献唐的背井离乡，由此开始。

南下路途中的困难和危险，王献唐没有想到，屈万里、李义贵更是无法预见。在从铜山经开封、郑州出武胜关的8天行程中，王献唐遇到了三次空袭。到达汉口即将装运上船的时候，才发觉囊中羞涩。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一文钱足以难倒英雄汉。王献唐和屈万里、李义贵面面相觑。王献唐不是穷困时卖刀的杨志，屈万里、李义贵也不可能变成卖身葬父的优伶。天无绝人之路，王献唐碰到正往四川万县迁校的山东大学校长林济清。正在网罗人才的林校长，欲聘王献唐为山东大学教授。耀世

我在屈万里的《载书播迁记》中，找到了旁证：“时山东大学教职员亦在汉口，奉教育部令，将迁至四川万县开学。校长林济青（原文如此）氏，请献唐先生任中文系教职。先生念如是则本馆书物得与大学书物偕存，计亦良得，遂允之。”

山东大学和林济清校长，此时就是一根救命稻草，让水中即将溺毙的王献唐上了岸。那笔因为受聘将得的薪水和山东大学的集体力量，让王献唐彻底动心。如今在山东省档案馆，可以看到那份序列为第壹佰壹拾柒号的聘书：

聘王献唐先生为本大学中文系教授，月薪（空白——编者注）元，自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起至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止。校长林济青，介绍人（空白——编者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发。

聘书中月薪的空白，并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代传人王献唐》中，用“预付八百银圆酬金”作了清晰的注释。

燃眉之急，迎刃而解，但是，危险，依然埋伏在路上。宜昌，以一场敌机的狂轰滥炸，迎接他们。所幸，三人均安全脱险。离开宜昌的那天，三人凌晨起床，在夜色中穿过清冷寂寞的街道，赶到江边，沉睡不醒的码头上，竟然找不到一个装船的工人。直到远处传来寥落的鞭炮声，王献唐才发觉，时光瞬间来到了旧历新年。战乱与离散，是王献唐1938年春节最深刻的感受，也是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耀世

船至重庆，在将物品转运至火轮时，屈万里不幸跌下驳船，在众人的惊喊呼叫中，屈万里凭着年轻体健，奋力攀爬上岸。化险为夷之后，王献唐和屈万里、李义贵才知道，与他们一同入川的鲁籍同乡，已有二十多人溺死在滔滔江水中。

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三个男人和5箱珍贵图书文物的流浪，结束于1938年12月。在黄炎培等人的帮助下，这批代表山东文物精髓的珍藏，被安置在四川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这场历时一年、迁地七千里的壮举，成为中国图书史上的奇迹。

5

在屈万里的文字中，李义贵的身份，只是山东图书馆的一个“杂役”和“仆人”。并无贬义的词，只能说明李义贵卑微的身份，而不能掩盖他的贡献。

在王献唐历尽千辛万苦转移出部分馆藏图书和文物精品之时，山东图书馆已在韩复榘的焦土政策和侵华日军的战火中，损失了无以计数的馆藏珍宝。触目惊心的事实，记载在《王献唐年谱长编》一书中：

山东省立图书馆亦惨遭焚劫。留存济南图书文物损失惨重，仅存7600册件，存量不及战前原藏量百分之四！山东省立图书馆代馆长罗象临（字复唐）于战后向政府报告：“‘七七’事变后，日兵侵占济南，本馆遂惨遭焚劫！玉佩桥迤东之海岳楼，宏雅阁及馆长办公室等诸建筑，同付一炬！而书籍文物，除王馆长献唐带去一部在曲阜及四川歌乐山保存外，其余则荡然无存！总计书籍损失二十三万二千余册！铜器损失大小三百二十余件！砖瓦损失一千二百余件！古陶器损失四百三十余件！有文字古陶片损失一万五千二百余片！字画损失七十余幅！其它如玉器、银器、石器等种种文物之损失不计焉！二十余年之收藏，忽然废于一旦，有不为之痛心疾首者欤！……近世河洛出土，魏志最多，其能胜此盖寡也，及经事变，遗失颇多，若李壁墓志、汉食堂画像、石鼓文等，均一时杳若黄鹤；其余零星小石，更无从查究矣！”耀世

对于山东图书馆的损失，最心痛的人，非王献唐莫属。王献唐的一己之力，已经放大到极致。在战争的剧烈动荡面前，一个读书人，无法力挽狂澜。隔着八十多年的距离，我在纸页上依然能够感到他的疼痛。书生救国，全在纸上。

屈万里和李义贵，在关键时刻，充当了王献唐的重要帮手。尤其李义贵，以一介仆役的身份，贡献了最大的能量。李义贵协助王献唐、屈万里以一年时间和七千里距离将书籍和文物护送至四川之时的艰辛，都付与了滚滚江水。到达四川乐山之后，李义贵又将宝贵的13年时间，投入到看管守护之中。他的回忆平白朴素，如诉家常：1938年11月24日抵达乐山。依照防虫防蛀、安全严密的要求，我们选择了大佛一侧隐而不露且朝向好、易干燥的崖洞，妥放箱件，砌堵洞口。耀世

实际的藏书护书，远比李义贵说的复杂繁难，远非后人所能想象和理解。藏书地点，安全为上。王献唐专门于1938年11月26日在乐山的乌尤山和凌云山实地考察。后人记载了两处地点，分别为大石佛一侧乌尤山就日峰处的一个向阳干燥的红砂岩洞和大佛寺（凌云寺）藏经楼。扑朔迷离的藏书地点，最后在王献唐致国立武汉大学的信函中水落石出：铜河街天后宫内大佛寺下院。

我在王献唐和屈万里的往来书信中，屡屡读到“馆物新修理一洞盛之，欲避湿，甚费心力”“《来注易经》早被装箱封入洞中，专为此事启洞，则不必，俟晾晒时再取出寄来”“早起，与李仆至洞中开视铜器，每箱皆完好，将封泥取出，别存书籍箱中，恐在洞中受潮湿也”“接炳南、香南函，香南言日前乐山大雨，寺中盛铜器箱之洞，渍水浸箱，已晾干，移于楼上。幸余前月至乐山时，将箱中封泥取出置于书箱中，否恐受损矣”的紧张之词。更为危急的情景，出现在王献唐致屈万里的书信中：“此次轰炸，仆居山中，幸安全……自抗战以来，仆所经不少，从未目睹耳闻如此之惨，敌机卅六架同时投弹。仆立大佛头旁，看之听之，烟火矗天，全城通红，哀号四起，迄今思之，欲坠泪而发欲冲冠也。”耀世

61年之后的1999年，李义贵之女李连英来到乐山，寻找她父亲当年的护书之所。李连英用目光的篦子梳理了那些山水和建筑，始终没有找到那个藏书的山洞。李义贵的脚印，似乎从这片土地上蒸发了。李连英唯一的收获是，凌云寺里的一个老和尚从她带来的照片中认出了李义贵。在老和尚的印象中，1938年的李义贵是一个为有钱人看护财宝的家丁。那个忠实诚恳的守护人，从来没让那些秘不示人的财宝曝光。

李连英失望而归，这不是她的疏忽和过错。当年藏书的崖洞被岁月湮没之后，后人再也找不到李义贵的足印。《一代传人王献唐》的作者李勇慧，曾托人专门去凌云山、乌尤山实地寻找，发现两山中均有若干山洞。历史已经沉默，即使是当地人，也无法辨认出当年的真面目。

13年的守护，李义贵维持的是最低的生活水平。由于山东省立图书馆断绝经费，只能靠王献唐在山东大学兼职的薪水维持保护图书文物的费用开支，维持李义贵的生存。

王献唐在1946年11月20日致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李泰华的信函，让我回望到李义贵孤苦寂寞的山中岁月：耀世

至乐山方面，只有专使保管李义贵一人负责。

在卅九年，泰半以自身收入维持此文物，从未支用钧厅分文。先后由钧厅所以补助费，皆给保管员，有条据可案也。

李义贵在乐山守书，王献唐则在重庆赚薪。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王献唐也入不敷出，致使李义贵断绝了生活来源。生存的困难，丝毫未能动摇李义贵忠心护书的信念，他用一种最卑微的劳动方式，渡过难关。李义贵的自述，让后人看到了一个护书者的悲壮：

随着战乱的加剧，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迫于生计，我只能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砂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香烟，售菜果，朝出暮归，自炊自食，以微薄的收入藉以糊口，年复一年地熬过了十三个春秋。

李义贵，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名字。幸好，《一代传人王献唐》的作者，在历史的尘埃中钩沉了这个凡而不凡的人：“李义贵为保护齐鲁文脉居功至伟，终使其得以传承，我们不应忘记他。”

6

王献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图书共存亡的图书馆馆长。

对读书人来说，书籍就是生命。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在日本侵华、学校南迁的时候，将一生中最珍贵的图书和研究资料交给邮局。当他辗转到达云南的时候，收到的却是几块砖头。陈寅恪当即悲恸欲绝。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让天下所有读书人都对陈先生报以同情和理解。耀世

在读书人的心目中，书籍是和生命等同的概念。我看到过一幅震撼人心的照片，在1940年伦敦大轰炸中，一个图书馆被炸塌，残垣断壁中，三个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站在燃烧的废墟中，静静地看书，仿佛战争与他们无关，仿佛死亡离他们十万八千里。

王献唐也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人，以生命保护了馆藏图书和文物。还有许多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故事，同时在中华大地上演。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玉瑶在自家的菜地里，意外挖出一个大铜鼎，这个内壁铸有“后母戊”三个铭文的文物，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鼎。由于担心日寇抢夺，村民们又将它原地掩埋，并且严守秘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让它重见天日，上交政府。

抗战时期，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将周代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秘密掩埋在合肥的老家院内，又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铺以杂草伪装，然后举家迁往他乡，日寇多次扑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刘家后人将这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国家。

1942年春，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劫赵城广胜寺珍藏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版刻本《赵城金藏》，消息被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获悉。佛法无法抗衡侵略军的枪炮和刺刀，力空和尚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报告了赵城县抗日政府时任县长杨泽生。深知事态严重的太岳军区立即上报延安，中共中央马上电令全力抢救。1942年4月27日入夜后，太岳军区基干营、赵城县游击大队和洪洞县游击大队百余名指战员秘密进入广胜寺，将四千多卷珍稀经卷连夜运走并加以保护。在此后的几年中，这批文物辗转运藏，多次躲过敌人的搜掠，几位八路军战士，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耀世

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和文化研究学者，王献唐非常了解侵华日军毁灭中华文化的祸心。毁灭和抢掠，不仅是侵略军的常规手段，也是他们不公开的罪恶计划。1931年“九一八”点燃的战火，就是日本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文化侵略与掠夺的开始。

强盗的野心，通过战前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馆总长九鬼隆一制订的《抗战时期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可见一斑：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抗战时期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搜集和搬运，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抗战时期搜集名品可因战争的胜利而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

纸上的文字，一一印证在日军的行动中。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都成为日本侵略者抢掠的对象。故宫、颐和园首当其冲。1944年，日军从故宫博物院劫走珍贵古籍11022册，又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掠夺珍贵文物1372件。陷落之后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更是强盗大肆抢劫的重灾区，与南京大屠杀同时开始的文物洗劫，让南京十室九空。六朝古都，将自己的记忆刻在了石头上：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包括殷墟发掘团所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诸多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另有书籍459579册、公共文玩杂件648368件、私人收藏碑帖3851件。耀世

苦难的历史，都是有记忆的。在1946年“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写的被劫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中，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央研究院河南古迹研究会、河南省立博物馆、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通志馆、南阳民教馆、巩县石窟、上海市立博物馆、安徽省立图书馆、广西省立科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山西省立博物馆和福州私立协和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机构和高等学府，都在日军的劫掠下损失惨重。

7

从文化抗战的意义角度来说，舍生忘死保护珍稀图书文物的王献唐，是日本强盗的最大敌人，是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王献唐虽然没有死在敌人的枪下，但是却遭受了炼狱一般的磨难。耀世

离开家乡十年之后，王献唐用两句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十年一瞥成桑海，惆怅王郎万劫心。在这两句诗的背后，人们了解到王献唐两个儿子的不幸死亡。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说：“大儿子据说是地下共产党员，重庆的特务本已把他列入抓捕名单，但碍于他是丁鼎丞的外甥、王站长的侄儿，一时未捕，但后来还是捕了，关在渣滓洞。有一天，献唐老泪纵横地告诉我：‘挖出来两口子的尸体，老大女朋友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孙子呢！国民党对我有什么好？’二儿子是他最心爱的，华西医科大学优秀毕业生，已预先订妥公费资送留学，可是谁会想到，突然感染脑膜炎，一两天工夫就没了，献唐非常悲痛，不惜将自己珍藏的‘饕餮脸’（又叫金盖脸）卖给卫聚贤，始为儿子营了葬。”

失去亲人的悲伤哀痛和身体的每况愈下，是日军炮火之下的另一个敌人，一种叫神经痉挛症的病缠上了王献唐。在无法解脱的疾病纠缠中，王献唐头痛欲裂，目不能见光，头不敢见风，失眠让他精神萎靡。但是，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存放在曲阜和乐山的馆藏图书和文物精品。

王献唐苦熬到了抗战胜利。1947年1月，王献唐被任命为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来到南京，才有了治疗的机会。当存放在曲阜的所有图书文物全部运到南京之后，他才来到北平，躺在病床上做了那场迟到的开颅手术。耀世

王献唐护书十载，身无长物，而重病缠身，亲人生离死别。有人问：“献唐悔乎？”王献唐用简短的语言，做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学以致知，求诸近，求之远；行贵克己，不怨天，不尤人。”

战火熄灭之后，王献唐松了十年来的第一口长气。一身疾病，并未能让他躺下。他抖擞精神将目光投向曲阜和乐山。他将一颗心，在那里寄存了十年，如今那些代表着齐鲁文化瑰宝精华的图书文物，将要回归故土，在齐鲁大地上安妥灵魂。在写给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李泰华的信中，王献唐表示：“此项物品已为山东文物之精华，献唐既为山东从敌机轰炸中抢运而出，亦当负责使其归还山东，虽劳病至此，无怼也。”

存放在曲阜奉祀官府的26箱图书文物，于1947年6月3日启程，但它们的目的地并不是济南，而是南京。三天之后，这批图书文物抵达目的地，以客人的身份，寄存在南京中央博物院内。“寄存”这个动词，让山东省的文化瑰宝精华，暂时有了一处安全的港湾，但是，它的不确定性是肉眼无法看穿的风险。就连王献唐也没有预料到，国民党政权会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退往台湾。幸运的是，国民党撤离大陆将中央博物院的物品运往台湾时，山东图书馆的这批文物精华逃过了劫难。1949年12月，这些国宝终于回到济南。1950年12月，保存在乐山大佛寺的图书文物，也回到故乡的怀抱。当两批流浪在外的国宝在它们的故乡合璧的时候，我猜想，王献唐一定流下了辛酸和喜悦的泪水。耀世

1950年12月的情景，我在《一代传人王献唐》一书中找到了记录：经各方努力，运川图书文物1950年12月从四川运抵北京。文化部文物司开箱核对无误，王献唐与李义贵受到文化部表彰。“除留北京十三件外”，其余543件于12月25日全部运回济南。先归省古管会代为收藏，后移交山东省博物馆，小部分图书仍归山东省立图书馆保管。

王献唐，是一个已经被岁月淹埋了的名字，这三个普通的汉字，在我们这个时代寂寂无闻，很是陌生。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2022年7月的日照。当中巴车载着一群采风的作家，经过一片高楼大厦时，有人指着高楼之间的一片夹缝说，这里是一个爱书者的故居。

世上的爱书者和读书人太多，没有人会对这句话产生兴趣。我跟随大家下车，在一块石碑上看到了王献唐的名字，并且在那片陈旧的砖瓦中，找到了一个护书者的前世与今生。耀世

一篇散文，远不能概括王献唐的一生。我从王献唐故居出发，按图索骥，追寻他一生的足迹。这个头上顶着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齐鲁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等数十个头衔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最终为后人盖棺定论，那些“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守望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的评价，就是覆盖在他身上的文化铭旌。

博尔赫斯描绘的“天堂”，是我经常往返的地方。每当踏上图书馆的台阶，我就会想起博尔赫斯这个著名的比喻，就会想起“天堂”的守护者。

【作者简介：詹谷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多年，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和长篇人物传记九部，获过《作品》杂志小说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山东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丝路散文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多个奖项。作品被《小说月报》《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名作欣赏》转载，被收入数十种选本。】